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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訴合一的實踐與思考

時間:2018-07-04 10:34:00作者:王勇 閔釤新聞來源:《人民檢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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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江蘇省蘇州市蘇州工業園區檢察院辦案數據為基礎

  王 勇* 閔 釤** 

  *江蘇省蘇州市人民檢察院公訴二處處長;

  **國家檢察官學院檢察史研究中心主任。

  在司法責任制全面實施,檢察機關內設機構改革穩步推進的背景下,檢察機關內部的批捕職能與公訴職能的劃分問題成為學界與實務界關注的焦點。學界有觀點認為“從法理上分析,‘捕訴合一’,實質上是將裁判權與追訴權交由同一主體行使,這種職能沖突與角色沖突,就是‘捕訴合一’受到學界批評的主要原因。”“‘捕訴合一’有損審查逮捕主體的中立地位,將審查逮捕與控訴兩個職能結合為一體,根本上動搖了審查逮捕程序的正當性基礎。”“一旦實行‘捕訴合一’,逮捕與公訴由同一檢察官負責,兩者的證明標準將發生混同,這要么導致逮捕的標準居高不下,要么導致公訴標準的降低,檢察機關由此將陷入捉襟見肘、左右為難的尷尬境地。而且,‘捕訴合一’的改革將檢察機關審查判斷證據的兩道工序合二為一,會導致偵查質量嚴重下降,案件出現冤假錯案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從學理角度看,上述擔心似不無道理。但“捕訴合一”實踐運行中是否會因為這種“沖突”而不可避免地出現上述問題,并不能僅憑理論上的“沙盤推演”,而應從實踐角度進行觀察和檢驗。 

  江蘇省蘇州市蘇州工業園區檢察院(以下簡稱“園區院”)因案多人少,自2004年建院就成立了刑事檢察科,采用捕訴合一的辦案模式,迄今已接近15年時間。其間只有2016年曾嘗試捕訴分設,后因工作壓力過大,又迅速回到“捕訴合一”辦案模式。在為數不多的捕訴合一的基層檢察院中,園區院的捕訴合一實踐時間較長,業務數據較完整。筆者選取該院捕訴合一相關辦案數據與蘇州市檢察機關的相關辦案數據進行比較研究,可以成為觀察“捕訴合一”實踐效果的最佳窗口。 

  一、捕訴合一實踐分析 

  (一)案件質效 

  有觀點認為捕訴合一弱化了內部監督制約,不利于保證案件辦理質量。但園區院的辦案數據顯示并非如此。2013年以來,園區院共受理審查逮捕案件2519件3606人,起訴案件4163件5568人,提起公訴3920件5207人。五年多來,僅在2016年捕訴分離時有5人被批捕后決定不予起訴,其他年份未出現此類情形,除2016年外,捕后不訴率均低于全市;捕后撤回起訴2人,占全市的八分之一(全市共16人);未出現捕后無罪案件。2015年以來,園區院的辦案效率均高于全市平均水平(2015年之前未統計結案率):2015年為91.8%(全市為89.8%)、2016年為91.9%(全市為91.7%)、2017年為98.9%(全市為96.1%)。 

  還有觀點認為實行捕訴合一,承辦人的主要精力會放在案件的批捕起訴上,不利于訴訟監督工作。從園區院的實踐看,由于園區的公檢法各機關整體執法、司法質量較高,園區院的訴訟監督案件數量橫向比整體偏少。2013年以來,共立案監督6件6人,批捕11件11人,糾正違法12件。其中,在2016年捕訴分離時,沒有立案監督和批捕案件,只有2件書面糾正偵查機關違法行為。可見,捕訴分離的工作制度并沒有在訴訟監督中體現出明顯優勢。當然,對于捕訴合一可能會導致訴訟監督弱化的擔心也存在一定合理性,這可以通過配套機制的完善來彌補,應建立可行的激勵評價機制,鼓勵承辦檢察官在辦好批捕起訴案件的同時,發揮其熟悉該訴訟案件的優勢,在辦案中監督、在監督中辦案。訴訟監督案件相對于訴訟案件具有派生性,在基層檢察院設立專門從事訴訟監督的部門并配置檢察官未必可取,這容易分散辦案力量。此外,對訴訟監督數據也應客觀辯證地看待。如果公安機關、審判機關的執法、司法行為比較規范,即使體現出來的訴訟監督案件數量偏低,也應當給予總體的正面評價。應當把重數量的監督觀轉變為重質量的精準監督,形成雙贏多贏局面的監督觀。 

  (二)審前羈押率 

  從全國范圍來看,提起公訴時被告人被羈押比例從2012年的68.7%降至2017年的62%。蘇州全市的審前羈押率從2013年的42.65%降至2017年的33.21%。園區院則是從2013年的50.52%降至2017年的27.28%。總體上,蘇州全市的審前羈押率低于全國水平,園區院審前羈押率與全市同步下降,有的年份略低于全市平均比率(見圖表1)。 

    

  (三)上訴率 

  2013年以來,園區院的上訴率只有2014年、2015年兩年略高于蘇州全市的上訴率(見圖表2)。但是這個數據無論略高還是略低,都與全市比率相差不大,這說明當事人對一審判決的接受程度基本一致。五年來,園區院提起公訴后一審判決的案件中,有176件被提出上訴,進入二審環節,整體上訴率為4.7%,低于全市5.2%的比例。 

    

  (四)不捕率 

  2004年,蘇州全市范圍的不捕率為6.6%、園區院為4.1%,低于全市的不捕率。此后兩組數字同比增長。至2008年,園區院的不捕率為12.8%,首次超過全市的不捕率11.4%。此后,全市及園區院的不捕率持續上升,但園區院的不捕率一直高于全市相關數據。至2016年,該院捕訴分離時,園區不捕率高于全市達到10.2%,但2017年恢復捕訴合一后,又回落至4.9%。2016年不捕率上升幅度較大與其中存疑不捕占比陡升有較大關系。當年存疑不捕率為62.5%,為十年來最高,次年即回落到40.8%。其主要原因大致有兩個方面:一是2016年蘇州市開始實施司法責任制改革試點,試點之初承辦人在批捕時較為謹慎;二是捕訴分離后,批捕的承辦人因只負責批捕,對起訴和審判的標準把握方面有所欠缺而不敢決定。 

  總體來看,一方面蘇州全市的審前羈押率持續降低、不捕率持續升高并穩定在一定水平,這體現了在刑事訴訟保障人權方面有較大提升;另一方面,這并沒有影響刑事訴訟的正常進行,沒有影響依法懲治犯罪。近年來,蘇州全市的公眾安全感、法治建設滿意度等指標不斷攀升,榮獲全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優秀城市“六連冠”、三捧“長安杯”。上述成績的取得,亦包含了園區院的積極貢獻。從上述數據對比可以看出,園區院實行捕訴合一的辦案機制,既沒有因為承辦檢察官同時行使追訴權而導致濫用逮捕強制措施,更沒有因此影響案件質量。整體數據走勢與蘇州全市的逮捕數據走勢基本持平。 

  (五)不捕率的結構化分析 

  1.存疑不捕率。2004年至今,蘇州市的存疑不捕率呈現穩中有升的態勢,2018年1月至5月達到最高即52.2%。總體而言,多數年份園區院數據略高于全市,2015年、2016年存疑不捕率上升幅度較大,從2017年到2018年5月又大幅下降。2016年恰為該院試水捕訴分離之時,存疑不捕率與全市相關比率的差值為18.1%。這既有前文分析的因素,還有公安機關考核標準、分管領導和部門對案件提請逮捕的質量要求等因素影響。 

  2.不構成犯罪不捕率。從蘇州全市和園區院范圍內不構成犯罪不捕率來看,總體趨勢一致,均呈現逐年下降的態勢,目前占比較低。該變化體現出:一方面,公安機關更加重視業務能力建設,重視案件辦理質量,偵查人員對罪與非罪的把握能力提升,辦案質量有所提高,對明顯不構成犯罪的案件不再提請批捕。另一方面,檢察機關提前介入引導偵查工作力度加大,在介入偵查階段對明顯不構成犯罪的案件建議不再移送,也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不構成犯罪不予逮捕案件的數量。 

  3.定罪不捕率。園區院定罪不捕率僅在2004年、2005年、2015年和2016年低于全市相關數據。2004年、2005年為園區院捕訴合一辦案制度初建階段,在工作制度趨于穩定、成熟的時期,園區院的定罪不捕率均高于全市相關數據。到2016年,在捕訴分離的辦案制度下,定罪不捕率反而降低。 

  從上述不捕率的結構化分析看,存疑不捕率園區院和全市基本持平,不構成犯罪不捕率園區逐漸降低并趨近于零,定罪不捕率園區總體高于全市。上述數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捕訴分離在貫徹少捕、慎捕的理念上并無明顯優勢,相反捕訴合一卻較好地體現了這一理念。 

  (六)公安機關對不捕的復議 

  以年度數據觀察,刑事案件不捕率較高,容易產生檢察官對逮捕條件的掌握過于苛刻的憂慮。如果批捕條件確實苛刻,以至于影響到刑事訴訟正常進行,公安機關可以對不批捕決定要求復議復核。2013年以來,園區院不批準逮捕1352人,園區公安機關僅對其中的1人要求復議,其他均認可不批準逮捕的決定。而全市同期其他單位對不批準逮捕提出復議的累計達40人,數量遠高于園區院。這從一個側面說明,捕訴合一制度下檢察機關對批捕條件把握較嚴,得到了同級公安機關的高度認同。 

  (七)定罪不批捕的具體分析——少捕慎捕理念的實踐運行 

  僅從宏觀數據分析,依然不能徹底消除捕訴合一制度下檢察官能否正確行使批捕權的疑慮。疑慮之一是捕訴合一會導致辦理具體個案過程中刻意提高或降低逮捕標準。下面以園區院2010年因缺乏逮捕必要性而定罪不批捕的95名犯罪嫌疑人為樣本作進一步具體分析。 

  1.具有預備犯、中止犯或者防衛過當、避險過當情形的1人。該院辦理的張某光涉嫌強奸案件中,張某光因害怕受到處罰等原因自動終止犯罪行為,且被害人不要求追究犯罪嫌疑人的責任,故以無逮捕必要作出不批捕決定。 

  2.主觀惡性較小的初犯、偶犯、過失犯,共同犯罪中的從犯等,犯罪后有自首、立功表現或者積極退贓、積極賠償情節的44人。此種情形在無逮捕必要案件中比例最大。如朱某榮、朱某花涉嫌盜竊罪中,二人犯罪未遂,且犯罪嫌疑人朱某榮協助公安機關抓獲同案犯朱某花,有立功表現,故對朱某榮定罪不批捕。 

  3.出現賠償、達成諒解等新情況、新事實,導致不批捕的10人。在報捕期間,出現了犯罪嫌疑人的家屬積極賠償,與被害人達成諒解等符合無逮捕必要條件的新事實。如楊某涉嫌故意傷害案件中,其因生活瑣事與同事產生糾紛并發生扭打,致被害人輕傷。在該案審查批捕階段,楊某家屬向被害人李某華進行了賠償,被害人李某華遞交了和解協議諒解書,檢察機關據此作出不批捕決定。 

  4.檢察機關認定案件具有自首等法定從輕、減輕情節不批捕的2人。公安機關未認定對犯罪嫌疑人有利的從輕、減輕情節,檢察機關審查后,依法認定具有自首等法定的從輕、減輕情節,如犯罪嫌疑人杜某故意傷害同事致其輕傷。承辦人經審查后,發現犯罪嫌疑人主動要求報警,并在宿舍里等候,可認定為自首,結合該案犯罪情節,認定無逮捕必要。 

  5.定罪錯誤,檢察機關更改罪名后無逮捕必要不批捕的7人。公安機關以A罪名報捕,檢察機關審查后更改為B罪名,但是依據B罪,犯罪嫌疑人符合無逮捕必要的情況。如公安機關報捕的犯罪嫌疑人韓某涉嫌盜竊罪,承辦人經審查后認為,無證據證實犯罪嫌疑人韓某伙同他人共同盜竊,故認定其涉嫌盜竊罪證據不足,應當認定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而根據該罪名的規定,犯罪事實情節較輕,無逮捕必要。 

  6.對未成年人不批捕的11人。2013年12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定》,將未成年人的“無逮捕必要”放寬到“罪行比較嚴重,但主觀惡性不大,有悔罪表現等”情形的案件,檢察機關基于挽救未成年人的原則,放寬量刑尺度,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不捕率。如吳某景等涉嫌搶劫案件中,其伙同他人采用棍棒等毆打手段,劫取被害人價值人民幣1940元的財物及現金數十元。承辦人經審查后發現,犯罪嫌疑人吳某景雖系暴力犯罪,但在案發時年僅15歲,在共同犯罪中作用最小,屬于可能處三年以下刑罰的情況,悔罪態度好,決定對其不批捕。 

  7.犯罪嫌疑人存在懷孕、疾病等特殊原因不批捕的3人。如周某涉嫌職務侵占案件中,現有證據證明周某涉嫌職務侵占罪,且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鑒于其正在懷孕,不適宜關押,應當給予特殊的人文關懷,故以無逮捕必要不批捕。 

  8.無法定從輕、減輕處罰情節,檢察機關行使自由裁量權,以無逮捕必要性不批捕的17人。這主要有兩種情形:一是情節較輕,確實無逮捕必要的7人。雖無法定的自首等情節,亦無酌定的悔罪、賠償等情節,但犯罪事實較輕,主觀惡性較小,確無逮捕必要。如犯罪嫌疑人顧某明涉嫌非法拘禁罪一案,其因債權有私力救濟因素,且被害人過錯明顯,考慮到其本人有取保候審條件,以無逮捕必要不捕。二是檢察機關基于社會矛盾的化解、社會關系的修復而不批捕的10人。如犯罪嫌疑人席某波竊得師父背包內大額現金。承辦人經審查后認為,雖然盜竊數額較大,但是考慮到二人系師徒關系,案發后贓物已追回,被害人不僅諒解,還表示愿意繼續共事,基于化解社會矛盾等目的,定罪不批捕。 

  從上述案例可以看出,盡管園區院實行捕訴合一,但并未出現因批捕權與追訴權交由同一主體行使導致職能沖突與角色沖突的問題,或者為方便追訴而濫用批捕權的問題;也未出現案件證據已經構成犯罪,辦案人員為了保證日后審查起訴的順利進行,對可捕可不捕案件會傾向于批捕,人為提高或降低逮捕標準的問題。相反,總體上園區院在定罪不批捕的案件中,較好地堅持了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貫徹了少捕慎捕的理念,加強對“逮捕必要性”的審查,注重對當事人訴訟權益的保障,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構罪即捕的做法。 

  (八)疑罪不批捕的具體分析——落實證據裁判原則的體現 

  疑慮之二是捕訴合一后,檢察官用起訴的標準來把握批捕,人為提高了證明標準。對此,應從疑罪不批捕的角度分析捕訴合一是人為提高了證明標準還是嚴格貫徹了證據裁判原則。2010年,園區院批捕案件中存疑不批捕總計84人,其中偵查機關取證存在疏漏導致不批捕的13人;證據相互矛盾時,對證據的采信有分歧不批捕的64人;根據案件的客觀條件,案件無法查清不批捕的7人。 

  1.偵查機關取證存在疏漏的涉及13人。 

  (1)偵查機關取證方向單一,訴偵雙方對案件定性有分歧的涉及4人。偵查機關在偵查初期往往暫時將犯罪嫌疑人的行為定性為某罪,確定了調查取證方向,在調查取證時單一地收集該方面的證據,而檢察機關對罪名認定有分歧,不同的罪名構成要件不同,證明其犯罪要件的證據亦不同。當偵查機關報捕的證據無法達到檢察機關認定罪名的證明標準時,檢察機關只能作出存疑不批捕。 

  (2)涉案贓物價值未查清的涉及4人。因涉案贓物已滅失,犯罪嫌疑人未辨認同類物或被害人無法提供涉案贓物的購買票據等材料,導致現有價格鑒定結論的依據不充分,而作出存疑不批捕。如犯罪嫌疑人羅某涉嫌盜竊罪一案,據現有證據可以認定犯罪嫌疑人羅某參與了3筆盜竊,但盜竊所得的物品均已滅失,被害人亦未提供相應的購買票據,偵查機關提供的價格鑒定結論依據不充分,無法認定犯罪嫌疑人羅某盜竊的確切數額,故存疑不捕。 

  (3)犯罪嫌疑人的年齡未查清的涉及3人。因犯罪嫌疑人的年齡未查清,無法判斷其是否系未成年人,是否具備承擔刑事責任能力而作出存疑不批捕。如犯罪嫌疑人張某康涉嫌強奸罪一案,戶籍資料顯示其出生年月日為1994年6月5日,但張某康辯解稱,其系農歷1994年6月5日出生(公歷應為1994年7月13日),因案發時間為2010年,案發時可能不滿16周歲,存疑不捕。 

  (4)證據收集不及時、不全面的涉及2人。偵查工作具有特殊的時效性,偵查機關未在立案初期收集相關證據,或者在偵查期間疏忽某些證據的重要性,導致案件存疑不批捕。如犯罪嫌疑人朱某寬涉嫌盜竊罪,僅有三名證人證實其參與盜竊,而且偵查機關未找到被害人,疏忽了被害人陳述的重要性,檢察機關只能作出不批捕決定。 

  2.證據相互矛盾時,對證據的采信有分歧的涉及64人。 

  (1)不同種類的證據存在相互矛盾的涉及48人,此種情況在疑罪不批捕中比例最大,占疑罪不批捕總人數的57.1%。主要原因在于案件的有罪證據與無罪證據存在“一對一”“多對多”、前后矛盾等情況,且得不到其他證據的印證,不能得出唯一結論,無法排除合理懷疑,檢察機關只能作出存疑不捕。 

  一是證據出現“一對一”的矛盾狀態的涉及28人。即有罪證據與無罪證據成“一對一”狀態,且有罪證據與無罪證據均系孤證,案件事實無法認定。比較典型的為強奸案件,在5件強奸案件(如犯罪嫌疑人何某某涉嫌強奸罪)中,犯罪嫌疑人拒不承認犯罪事實,直接證據只有被害人陳述,被害人報案時間、前期交往過程等間接證據無法形成證據鎖鏈,案件事實不清楚、證據不充分,只能存疑不捕。 

  二是證據出現“多對多”矛盾狀態的涉及11人。即有罪證據和無罪證據均有多份,相互矛盾,無法得出唯一性結論。以聚眾斗毆罪為典型,如犯罪嫌疑人曹某涉嫌聚眾斗毆,拒不承認,其他言詞證據出現“二對三”的情況,間接證據不足,難以認定。 

  三是同一證據出現前后矛盾狀態的涉及9人。主要存在犯罪嫌疑人供述、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前后矛盾三種情況,因同一證據前后矛盾,根據其他證據亦無法得出唯一性結論,事實難以查清。如犯罪嫌疑人祝某涉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犯罪嫌疑人祝某就“明知是贓物”這一主觀明知心態的供述前后矛盾,缺少客觀證據,運用間接證據也無法推定其具有主觀明知,因此存疑不批捕。 

  (2)現有證據雖系有罪證據,但存在矛盾之處,偵查機關未作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認定而不批捕的涉及8人。如犯罪嫌疑人高某亮涉嫌盜竊罪一案,犯罪嫌疑人供述只偷得人民幣1000元,達不到江蘇的追訴標準。被害人陳述稱家中有現金共計人民幣8300元(其中大部分是零錢)被盜。因被害人案發后不知去向,無法補強其陳述情況。雖證據可以證明高某亮有盜竊事實,但證明涉案數額的證據存有矛盾,應按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原則就低認定盜竊價值為人民幣1000元,但達不到追訴標準。 

  (3)無證實犯罪的直接證據,而間接證據未形成嚴密鎖鏈,導致不捕的涉及8人。如無證實犯罪的直接證據,則對間接證據要求較高,間接證據間應形成嚴密鎖鏈,得出唯一性結論。如犯罪嫌疑人張某峰涉嫌盜竊罪一案,張某峰在運送電纜線時被公安機關查獲,但其辯稱該電纜線并非其盜竊所得,系其在工廠外面發現。該案無認定其盜竊的直接證據,不能排除其辯解,只能存疑不批捕。 

  3.根據客觀條件無法查清案件事實不捕的涉及7人。偵查工作系對已發生的事實進行回溯的過程,但是在部分案件中根據現有的客觀條件,確實無法查清案件事實。 

  從對上述疑罪不批捕的個案分析可以看出,捕訴合一后,盡管批捕與公訴由同一檢察官負責,但并未出現“要么導致逮捕的標準居高不下,要么導致公訴標準的降低”“案件出現冤假錯案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等問題。總體上,園區院對所有案件都堅持了“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的證明標準,對達不到這一證明標準的案件,嚴格依法處理。 

  二、對捕訴合一實踐的幾點思考 

  .......

  更多內容詳見2018年《人民檢察》第12期,或關注人民檢察雜志公眾號。

[責任編輯:張衛婷] 上一篇文章:深化檢察理論研究 為新時代檢察工作提供強有力理論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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